元末顺帝年间,蒙古贵族完颜图与儿子完颜龙,世袭封在徐州,骄横不法、鱼肉百姓。他们出猎借水,剁去花云妻子一手;又以贩私盐为名,押了花云的舅舅郭广卿;还把典当祖传串龙珠的侯伯卿诬为盗贼,牵连了典肆主人康茂才,一并押到州衙追赃问罪。徐州五品州官徐达,本是个秉公断案的清官,他在堂上为百姓主持公道,却因此触怒了完颜父子,当场被革了官职。这下,把个正直的徐达逼到了尽头。义军头目郭广卿愤而打死继任州官,劝徐达领头起义;花云又搬来梵王宫的僧兵,一战杀了完颜父子。百姓簇拥着徐达,举起了反元的义旗——这便是《反徐州》,一出“官逼民反”的红脸袍带戏。
豫剧《反徐州》又名《串龙珠》《王红图》《徐革命》《官逼民反》,含折戏《徐州堂》《大堂口》,是一出以州官徐达为主的红脸传统袍带戏,写他秉公断案、被权贵革职,最终被逼率百姓起义。
故事发生在元末顺帝年间。世袭盘踞徐州的蒙古贵族完颜图、完颜龙父子,依仗权势、无恶不作。他们出猎借水,竟敢剁去花云妻子的一只手;又以贩私盐为借口,把花云的舅舅郭广卿抓了起来;还把典当祖传“串龙珠”的侯伯卿诬作盗贼,牵连了开当铺的康茂才,一并押到州里,追赃问罪。一城百姓,敢怒而不敢言。一桩桩恶事,像一块块石头,压得徐州城里人人抬不起头。
这些冤屈,都告到了徐州五品州官徐达的堂上。徐达是个读书出身、秉公断案的清官。他一看案情,便知其中冤屈,要为百姓做主。可完颜父子势倾徐州,徐达为受害者说了几句公道话,当场便得罪了这对权贵父子。
完颜父子一怒之下,把徐达的官职革了。谁料这一革,反倒把个清官逼成了义士。义军头目郭广卿本就是被权贵所逼,愤而打死了来接替的州官,顺势劝徐达领头起义;花云又搬来梵王宫的僧兵,一战杀了完颜父子。徐州百姓,人人拥戴徐达,簇拥着他举起了反元的义旗。
《反徐州》这出戏,别名极多:《串龙珠》《王红图》《徐革命》《官逼民反》,其中最通行的别名是《串龙珠》。因为全剧的冤情,正是由那颗典当出去的祖传“串龙珠”引发——侯伯卿典当串龙珠,反被诬为盗宝之贼,一桩公案由此掀起。
含折戏《徐州堂》(又名《大堂口》《坐堂》),写的就是徐达坐徐州大堂、审案断冤的那一段。豫东红脸名家唐玉成,以一段“忽听得大堂口云牌三点”的坐堂唱段闻名,把这位清官州官登场时的心境,唱得苍劲古朴。含折戏《徐州堂》(又名《大堂口》《坐堂》),写的就是徐达坐徐州大堂、审案断冤的那一段。豫东红脸名家唐玉成,以一段“忽听得大堂口云牌三点”的坐堂唱段闻名,把这位清官州官登场时的心境,唱得苍劲古朴。沙河调张三旺、老艺人葛俊梅,又给这出戏添了高亢婉转与悲愤激昂的老旦色彩。
完颜父子出猎借水剁花云妻手,押郭广卿,又诬侯伯卿典当串龙珠为盗,牵连康茂才。
受害百姓把一桩桩冤情告到徐州五品州官徐达堂上。
徐达秉公审案,为受害百姓主持公道,触怒完颜父子。
完颜图父子恼羞成怒,当场革了徐达的官职。
郭广卿愤而打死继任州官,劝徐达领头起义;花云搬来梵王宫僧兵。
一战杀了完颜父子,百姓簇拥徐达起义,投奔刘福通的反元大军。
《反徐州》最动人的,是“逼”字。徐达本是个安分守己的清官,做梦也没想过要造反。是权贵的暴虐、是革职的羞辱、是百姓的哀求,一步步把他推上了义旗。这出戏的名字——《反徐州》《官逼民反》,说的正是:不是百姓要反,是官府把好人逼反了。
全剧最脍炙人口的唱段,是徐达登场坐堂时所唱的“忽听得大堂口云牌三点”。“忽听得大堂口云牌三点,后官宅走出我五品州官。想当年坐学堂我把书念,读五经和四书受过艰难……”一段豫东红脸唱腔,把这位读书出身、历尽艰辛才做了州官的清官心境,唱得苍劲有味。
唐玉成是豫剧“红脸王”的开山鼻祖,以大本腔、甩腔苍劲著称。他亲传弟子汪振堂等人,至今仍常唱这一段。沙河调名家张三旺,也曾在这出戏里饰演徐达,把“这件案叫本州千难”的两难心境,融入唱腔,演得正气凛然。
问:《反徐州》和《串龙珠》是一出戏吗?答:是。《反徐州》又名《串龙珠》《王红图》《徐革命》《官逼民反》,含折戏《徐州堂》(即《大堂口》《坐堂》)。因冤案由祖传串龙珠典当而起,故得《串龙珠》之名。
问:《反徐州》里的徐达是真有其人吗?答:徐达是元末明初的真实历史人物,后为明朝开国功臣。这出袍带戏在民间传说基础上,演绎了他早年做徐州州官时、因秉公断案被逼起义的故事,是戏曲的艺术虚构。
《反徐州》剧情按一桩冤案逼反清官的过程展开:从权贵施暴、百姓告状,到徐达秉公断案、清官被革,再到官逼民反、举起义旗。
元末顺帝时,世袭徐州的蒙古贵族完颜图、完颜龙父子,仗着权势,在徐州城里无法无天。他们出猎借水,剁去花云妻子一只手;以贩私盐为名,押了花云的舅舅郭广卿;又把典当祖传串龙珠的侯伯卿诬作盗贼,牵连了开当铺的康茂才,一并押解到州衙,要追赃问罪。一城百姓,敢怒而不敢言。
花云、郭广卿、侯伯卿、康茂才,这些受害的百姓,把一肚子冤屈,纷纷告到徐州五品州官徐达的大堂之上。徐达一听,件件都是权贵仗势欺人、草菅人命的恶行。他那为官一方、主持公道的心,再也按捺不住。
徐达升堂,秉公判断:花云妻被剁手的冤要昭雪,郭广卿的押禁要开释,侯伯卿典当串龙珠被诬为盗的冤案要平反。他不为权贵的权势所屈,当堂为百姓主持公道。可这一断,便把完颜图、完颜龙父子彻底得罪了。
完颜父子恼羞成怒,倚仗世袭的权势,竟当堂革了徐达的五品州官。一个本想替百姓做主的清官,转眼成了平头百姓。这一下,把徐达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境地——他若忍,便是对不起堂上那些哀求的百姓;他若反,便是走上了一条刀光剑影的路。
被权贵逼得走投无路的义军头目郭广卿,本就对这黑暗世道恨之入骨。继任的州官一到,仍是一味袒护完颜父子。郭广卿忍无可忍,愤而打死了这个贪官,顺势拉住徐达:老父母,你不为自己想想,也该为满城百姓想想,领头反了吧!
恰在此时,花云搬来了梵王宫的僧兵。这支生力军一战而下,杀了作恶多端的完颜父子。满城百姓人心大振,人人拥戴徐达,簇拥着他举起了反元的义旗,投到元末红巾军刘福通的麾下。一桩冤案,终究逼出了一面反旗。
《反徐州》最负盛名的,是徐达登场坐堂一场。“忽听得大堂口云牌三点,后官宅走出我五品州官”——台上徐达整冠而出,一段豫东红脸的大慢板,把这位读书出身、历尽艰辛才做了官的清官,一步步送上公堂。云牌三响,百姓跪伏,一场公案,就此拉开。唐玉成唱来,大本腔苍劲悠长,一句一叹,像在向满徐州的百姓交代:本官这顶乌纱,是十年寒窗换来的,绝不会轻易枉法。
徐达被当堂革职一场,是全剧情绪最复杂的转折。台上他卸下官帽官袍,立于堂下,望着满堂仍在哀求的百姓。那一刻,是忍是反、是退是进,全压在老生一段沉吟的唱腔里。演员把清官的两难与悲愤,唱得淋漓尽致。
细读《反徐州》,会发现这出戏最见功力的,不是徐达如何能打,而是他如何“被逼”。他本是个安分的读书人、谨慎的州官;是权贵的暴虐、革职的羞辱、百姓的血泪,一点点把他推上了义旗。
正是这份“被逼反”,让徐达这个红脸老生形象,比一般的草莽英雄更动人。他反得有理、反得有情、反得让满城百姓心服口服。这,正是反徐州经典唱段久唱不衰的精神内核。戏里最难得的一笔,是写他被革职之后那一段沉吟:换作旁人,或许就此卷铺盖回乡;可他望着满堂仍在磕头喊冤的百姓,忽然明白——头上这顶乌纱能被人摘去,可心里那杆为百姓做主的秤,谁也摘不走。
徐达由红脸(须生)应工,是豫东红脸的代表人物。演员要一副大本腔、苍劲甩颤的好嗓子:坐堂时一段“忽听得大堂口云牌三点”,要唱得古朴苍劲、韵味醇厚;被革职后那段沉吟,又要把清官的两难与悲愤,用老生的念白与唱腔交叠而出。
唐玉成是豫剧“红脸王”的开山鼻祖,以大本腔为主、甩腔苍劲有力著称。他的亲传弟子汪振堂,唱腔古朴大方、花哨华丽,最得乃师风采。沙河调名家张三旺饰演徐达,则把“这件案叫本州千难”的两难,融入沙河调高亢婉转的唱腔,正气凛然。
从戏剧结构看,《反徐州》是一出“官逼民反”型的袍带戏。它不靠草莽英雄主动起事,而靠一个清官被一步步逼到绝路,最终在百姓拥戴下举起义旗。这种“由官而反”的转折,比一般造反戏更有说服力,也更能照见元末的世道。满台没有一个天生的反贼,只有一桩桩被权贵压到无处可诉的冤情——冤情堆到了头,义旗便自然举了起来。
从行当看,这出戏是豫东红脸的“主场”。红脸老生素来以刚正、凝重、忠烈见长,而徐达这一人物,偏偏又是“先清官、后义士”的双重身份。演员要在坐堂时的端庄、被革时的悲愤、起义时的凛然之间,走出清晰的层次。
也正因如此,它在众多袍带戏里独树一帜。同是红脸袍带戏,《关公挑袍》写关羽辞曹归汉的忠义凛然,《雷振海征北》写老将征边的忠烈;而《反徐州》写的,是一位清官怎样被逼成义士——这在红脸戏里,是独一份的“官逼民反”。
问:《反徐州》是哪个地方的红脸戏?答:它是豫剧豫东红脸(豫东调)的传统袍带戏,也流行于沙河调。豫东红脸王唐玉成擅演,其弟子汪振堂、沙河调名家张三旺等,都曾饰演徐达。
问:花母这个角色有什么讲究?答:戏里由沙河调老艺人葛俊梅饰演的“红毛老旦”花母,禀性刚烈、有一身好武艺。她“再打八十又何妨”“跪在大堂口只把冤喊”的唱段悲愤激昂,与徐达一问一答,把百姓的冤屈唱得催人泪下。
“反徐州”最后一战,最见袍带戏的武打与声势。花云搬来梵王宫僧兵,一战杀了完颜父子;满城百姓簇拥徐达,举起反元义旗。台上僧兵、百姓、义师汇成一片,把“官逼民反、人心所向”的声势,演得堂堂正正。“反徐州”最后一战,最见袍带戏的武打与声势。花云搬来梵王宫僧兵,一战杀了完颜父子;满城百姓簇拥徐达,举起反元义旗。台上僧兵、百姓、义师汇成一片,把“官逼民反、人心所向”的声势,演得堂堂正正。
问:徐达后来怎样了?答:戏中徐达率徐州百姓起义,投奔元末红巾军刘福通。历史上的徐达,后来确为明朝开国功臣。这出袍带戏在民间传说基础上,演绎了他早年被逼起义的一段。
《反徐州》的唱段以徐达坐堂的红脸老生唱腔最为著名,苍劲古朴,是豫东红脸名段的代表。
【慢板】
忽听得大堂口云牌三点,
后官宅走出我五品州官。
想当年坐学堂我把书念,
读五经和四书受过艰难。
大比年元王爷开了科选,
背书箱带书卷进京求官。
三篇文章作得好圣上观看,
才点我五品知州守徐州盘。
这是《反徐州》最具代表性的坐堂名段,唐玉成以大本腔唱来苍劲古朴、甩腔有力。一段豫东红脸慢板,把这位读书出身、历尽科举艰辛才做了徐州州官的清官心境,唱得韵味醇厚,是红脸老生的看家名段。
【二八·流水】
这件案叫本州千难万难,
一旁边站的是权贵完颜。
我若依权势把百姓冤掩,
怎对得满城父老哭堂前。
罢罢罢且把这良心来按,
为百姓哪怕这乌纱不周全。
一段唱腔把徐达在秉公与避祸之间的两难,唱得荡气回肠。沙河调名家张三旺以此段见称,高亢婉转的曲调里,满是一位清官为民担当的凛然正气。
豫剧《反徐州》的唱段之所以流传极广,在于它把一位清官的两难与担当,全装进了豫东红脸最见苍劲的大本腔里。听反徐州经典唱段,既能听到徐达坐堂的古朴,又能听到他断案的两难,更能听到花母喊冤的悲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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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反徐州》以豫东红脸老生的大本腔唱工见长,写清官被逼成义士,是豫剧传统袍带戏里独树一帜的“官逼民反”名剧。
全剧戏胆在徐达一段苍劲的大本腔。从坐堂的古朴、断案的两难,到起义的凛然,红脸老生以一副好嗓子,把一位清官的层次演得入木三分。
它不靠草莽英雄主动起事,而靠一个清官被权贵一步步逼上绝路。这种“由官而反”的转折,比一般造反戏更有说服力,也更照见元末的世道。
徐达的红脸与花母的红毛老旦,一问一答、一唱一和。清官的担当与百姓的冤屈,在老生老旦的对唱里交织,是这出袍带戏动人的关键。
从舞台调度看,《反徐州》把“公堂的正”与“世道的暗”调配得宜。徐达坐堂一场,台上端庄肃穆;被革职一场,气氛陡然一沉;到梵王宫破敌、举义旗,又转为满台声势的热烈。一正一沉一热,节奏分明。戏迷看这出红脸袍带戏,最有滋味的便是这“一沉一热”:先替清官憋着一口气,待义旗一举,满台的热便把这口闷气一吐而尽。
再看人物塑造:徐达不是一个天生的造反者,他起初只想安分守己、对得起头上那顶乌纱。是权贵的暴虐、革职的羞辱、百姓的哀求,一步步把他推上义旗。正是这种有血有肉的转变,让这出红脸袍带戏,有了打动观众的力量。
豫剧舞台上的袍带戏各有各的写法:《关公挑袍》写关羽辞曹归汉的忠义凛然,《雷振海征北》写老将征边的忠烈卫国。而《反徐州》写的,是一位清官怎样被权贵逼成义士——它不在写英雄的自觉,而在写世道的逼迫。这种“官逼民反”的题旨,在红脸袍带戏里独树一帜。同是红脸老生,关公演的是“不为利诱所动”的忠,雷振海演的是“老来仍愿为国出征”的烈,而徐达演的,是“被逼到无路可退、仍要为百姓出头”的那一口气。
“大堂口”坐堂一场,最见豫东红脸的大本腔。徐达一段“忽听得大堂口云牌三点”,苍劲古朴、甩腔有力。唐玉成演来,端庄凝重,把一位读书出身的清官,一步步送上公堂。“大堂口”坐堂一场,最见豫东红脸的大本腔。徐达一段“忽听得大堂口云牌三点”,苍劲古朴、甩腔有力。唐玉成演来,端庄凝重,把一位读书出身的清官,一步步送上公堂。那一整冠、那一甩髯,便知这五品知州不是来走过场的。
“断案两难”一场,则最见老生的内心戏。徐达一段“这件案叫本州千难万难”,唱腔在权贵与百姓之间来回拉扯,把清官的担当与悲愤,唱得台下动容。
同是红脸袍带戏,《反徐州》与一般“忠良遭陷、领兵征剿”的戏不同。它的主角不是来征剿的将军,而是被逼反的清官;它的高潮不是沙场破敌,而是公堂之上的良心抉择。放在袍带戏的谱系里,它最见“世道”,也最见“民心”。同是红脸袍带戏,《反徐州》与一般“忠良遭陷、领兵征剿”的戏不同。它的主角不是来征剿的将军,而是被逼反的清官;它的高潮不是沙场破敌,而是公堂之上的良心抉择。放在袍带戏的谱系里,它最见“世道”,也最见“民心”。
中国人爱这出戏,爱的是那一句“官逼民反”。徐达本不想反,是官府先把他逼反了。它提醒观众:当公道不再,连最安分的清官,也会举起义旗。这种朴素的民心观,是《反徐州》长久动人的根。
《反徐州》以红脸老生徐达为全剧核心,老旦花母、净角完颜父子等环绕,是豫剧传统袍带戏里红脸挑大梁的名剧。
红脸老生应工。元末徐州五品州官,读书出身、秉公断案。因为民伸冤触怒完颜父子被革职,终在百姓拥戴下被逼起义,投奔红巾军。唐玉成擅演,大本腔苍劲。
净角(反派)应工。世袭徐州的蒙古贵族父子,骄横不法、鱼肉百姓,剁花云妻手、押郭广卿、诬串龙珠之案。是把徐达逼反的黑暗势力。
老生(义军)应工。花云之舅,被权贵以贩私盐为名押禁。他是义军头目,愤而打死继任贪官,力劝徐达领头起义,是“官逼民反”的关键推手。
老旦(红毛老旦)应工。花云之母,禀性刚烈、有一身好武艺。她大堂喊冤,“跪在大堂口只把冤喊”悲愤激昂,与徐达对唱,把百姓冤屈唱得催人泪下。葛俊梅擅演。
武生应工。受害者花云,搬来梵王宫僧兵,一战杀了完颜父子,是起义成功的武力关键。
老生应工。典肆主人,因串龙珠一案被牵连入州衙。他的冤情,是这桩公案牵连甚广的写照。
红脸老生不演草莽的豪,而演清官的正与义士的烈。他从坐堂的端庄,到被革的悲愤,再到起义的凛然,是红脸戏里独一份的“由官而反”形象。
红毛老旦不演慈婆的温,而演刚烈的义。她一身好武艺、一腔悲愤,在大堂口一喊,便把百姓的冤与徐达的担当,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《反徐州》的行当配置,是红脸老生挑大梁、净角做反派、老旦作陪、武生助武的一台袍带戏。台上,徐达以大本腔统帅公道,完颜父子以净角的骄横压人,花母以老旦的刚烈喊冤,花云以武生的矫健破敌。
观众即便不看脸谱,也能从唱腔里辨出谁是正直的清官、谁是骄横的权贵、谁是刚烈的苦主。这种“以行当塑人物、以声腔辨忠奸”的做法,正是这出红脸袍带戏久演不衰的根本。
《反徐州》经常玉成等红脸名家演来,徐达这一清官被逼成义士的形象深入人心,后世豫东红脸多宗法其大本腔、苍劲一路。
豫剧“红脸王”开山鼻祖。他以大本腔为主、甩腔苍劲有力,饰演徐达。一段“忽听得大堂口云牌三点”古朴醇厚,把这位清官州官的心境唱活,是这出红脸袍带戏成其经典的最大功臣。
唐玉成亲传弟子、第二代红脸王名家。他唱腔古朴大方、花哨华丽、技巧性强,最得乃师风采,常演《反徐州》“忽听得大堂口云牌三点”一折,把豫东红脸的大本腔接力传承。
沙河调表演艺术家张三旺饰演徐达,把“这件案叫本州千难”的两难融入沙河调高亢婉转的唱腔;沙河调老艺人葛俊梅饰演红毛老旦花母,悲唱大堂喊冤,正气凛然。
《反徐州》又名《串龙珠》《王红图》《官逼民反》,是豫东红脸、沙河调的传统袍带戏。唐玉成以大本腔立其骨架,汪振堂等弟子接力传演,沙河调张三旺、葛俊梅又以高亢婉转的一路,丰富了这出戏的老生老旦色彩。
戏曲界公认,《反徐州》是检验豫东红脸“大本腔与内心戏”的硬戏。坐堂要古拙、断案要两难、起义要凛然,三种心境全凭一副好嗓子唱出。能把“清官被逼成义士”的层次演足,才算真过了红脸老生这一关。豫东红脸那副大本腔,天生适合唱刚正、唱凝重;徐达这一人物,偏偏又多了一层读书人的顾虑。演员要在苍劲里藏几分犹豫,在犹豫里透出几分决绝,这才是红脸老生最难拿捏的分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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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,各院团每逢红脸戏、袍带戏专场,常把“反徐州”的大堂口一折搬演。同一位被逼反的清官,不同代红脸,正见这出戏薪火相传的生命力。
徐达这一人物,在豫剧红脸里是独一份的“清官义士”形象。他不演草莽的豪,而演读书人的正。一副乌纱、一段大本腔,便把一个为民担当、被逼举义的州官唱尽。
学唱反徐州选段,红脸老生爱好者可从“忽听得大堂口云牌三点”入手,体会那种大本腔苍劲、甩腔有力的豫东红脸韵味。
《反徐州》作为豫剧红脸袍带戏里独树一帜的“官逼民反”名剧,把清官被逼成义士的故事,永远留在了豫剧舞台上。
(徐达)忽听得大堂口云牌三点,后官宅走出我五品州官。想当年坐学堂我把书念,读五经和四书受过艰难……三篇文章作得好圣上观看,才点我五品知州守徐州盘。
一段坐堂,一番出身自述,看似清官登场的家常,实是把读书人的艰辛与为官的担当,全压在这豫东红脸的大本腔里。
与《反徐州》同属豫剧红脸、袍带戏经典的《关公挑袍》、《雷振海征北》,可对比欣赏:同是袍带应工,演的却是辞曹归汉的忠义与老将征边的忠烈。想看反徐州完整版与反徐州高清视频,可在各大平台检索“豫剧反徐州全剧”“反徐州 唐玉成”“豫剧串龙珠”等关键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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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:《反徐州》的徐达是谁演活的?答:豫东“红脸王”唐玉成以大本腔饰演徐达,其弟子汪振堂等接力传演;沙河调张三旺、葛俊梅又丰富了老生老旦的色彩。这出红脸袍带戏,由此成为豫东红脸的代表剧目。
问:这出戏为什么叫“官逼民反”?答:因为徐达本是安分清官,是权贵的暴虐与革职的羞辱把他逼上了义旗。戏名《官逼民反》正是道破主题:不是百姓要反,是黑暗的官府,把好人逼反了。
从戏曲史的角度看,《反徐州》的价值,在于它把一个清官的“为民担当”,成功转化成了红脸老生的绝唱。它没有把徐达写成天生的造反者,而是在坐堂的端庄、断案的两难、被革的悲愤与起义的凛然之间,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义士。
而它长久流传的秘密,最终仍在于艺术本身:唐玉成苍劲的大本腔、花母悲愤的老旦对唱、大堂口的庄重与举义旗的声势。一段大本腔、一面义旗——这,就是这出红脸袍带戏跨越时代的生命力。
全剧最见风骨的,是徐达整冠登堂、为民断案那一段。台上他乌纱端正、官袍齐整,却为满城冤屈的百姓,甘愿得罪权倾徐州的完颜父子。这一戴一立,把一位清官的担当,永远留在了红脸袍带戏的舞台记忆里。
回望豫剧红脸袍带戏的谱系,《反徐州》的位置格外特别:当袍带戏在写辞曹归汉、老将征边时,它独独在写一位清官怎样被世道逼成义士。它提醒观众:公道一旦不存,连最安分的读书人,也会为百姓举起义旗。
而它的生命力,来自中国人对“官逼民反、民心所向”的千古会心。一段大本腔、一面义旗,就这样在代代传演中,成了中国人关于公道与民心的文化记忆。
对许多红脸戏迷而言,“反徐州”不只是一出戏,更是徐达那一声“忽听得大堂口云牌三点”的苍劲。一段豫剧、一顶乌纱,便想起那个为民担当、被逼举义的清官州官——这,就是红脸袍带戏留给观众的永恒。对许多红脸戏迷而言,“反徐州”不只是一出戏,更是徐达那一声“忽听得大堂口云牌三点”的苍劲。一段豫剧、一顶乌纱,便想起那个为民担当、被逼举义的清官州官——这,就是红脸袍带戏留给观众的永恒。许多豫东红脸的入门者,正是从这一段坐堂开嗓,初识大本腔的厚重。
若想进一步了解豫东红脸与袍带戏的整体脉络,可阅读戏曲史著作中关于“红脸王唐玉成”与“沙河调”的章节,也可对比欣赏《关公挑袍》《雷振海征北》等同时期袍带戏——放在豫剧袍带戏的谱系里看《反徐州》,它那份独有的清官担当会更加清晰。
这出戏是红脸袍带戏里唱做并重的骨子戏,观剧时不妨留意三处:一是徐达“忽听得大堂口云牌三点”的大本腔坐堂,二是断案两难、被革职的情绪转折,三是梵王宫破敌、举义旗的声势。抓住这三处,便抓住了这出红脸袍带戏的精髓。
回望豫剧红脸老生的历程,《反徐州》始终是一块检验“大本腔与内心戏”的试金石。它证明了:一位红脸演员只要有过硬的大本腔、传神的内心层次,就能把“清官被逼成义士”这样复杂的角色,在舞台上一代一代演下去。
而那段朗朗上口的“忽听得大堂口云牌三点”,早已飞出剧场、飞入寻常戏迷的心里。每当豫东红脸的大本腔苍劲响起,人们总会想起徐州大堂上那位为民担当的徐知州——这,就是徐达反徐州跨越时代的回响。它留给后来红脸演员的,不只是一段坐堂的好腔,更是一种担当:清官的乌纱可以被革,可他心里那杆为民的秤,始终要端得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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